如何把握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的特点和宗旨？如何“抓重点、破难点、出亮点”？近日，红星新闻记者对话华东理工大学教授、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鲍宗豪，他是《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2005年、2008年、2011年、2015年版首席专家，也曾指导多个城市“创城”。
在鲍宗豪看来，成都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要把握“幸福城市”的特质，以民生工程的落实提升居民幸福感，要注重道德精神、志愿服务精神、人文精神的重塑和政治意识、规则意识、文明意识的培育，以此重塑城市精神。
▲鲍宗豪
文明城市创建成为
建设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精神文明的载体
红星新闻：在您看来，2003年中央文明委开启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主要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近20年后再度提出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关注的重点和要求有什么改变？
鲍宗豪：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伴随着中国特色可持续城镇化来推进的。以文明城市创建引领的可持续城镇化，目的在于引导城镇走出“不文明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
回到2003年中央文明委开启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背景中去，当时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率快速发展阶段，又在短短30多年走过了发达国家100多年的城市化进程，因此，国内一些二、三线城市正在爆发“城市病”，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以及对“城市病”的治理成为政府与社会关注的焦点。这是文明城市创建首要解决的“不有序”发展的负面效应。
其次，是为了解决“不均衡”发展的负面效应。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均衡现象突出，不仅“经济一条腿长、社会一条腿短”现象有待解决，而且“社会”短腿问题较为严重；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仍然存在。
最后，是为了解决“不幸福”发展的负面效应。为了“GDP的增长而发展”，为了城镇化速度的发展不可能提高国民幸福指数。以民生幸福为本、共建共享的文明城市，注重引导城市建设的投资转向集贸市场、背街小巷、街镇、社区、公共文化设施，测评关注的也是与民生幸福相关的认同度、满意度。
20多年来的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为提升中国发展的“软实力”，完善中国城市发展的“软环境”作出了重大贡献。2005年到2017年先后五届评选表彰了172个全国文明城市（区），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首次评选了一批具有示范引领性的县级文明城市，因此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命名表彰了133个全国文明城市（区）。
在新时代，全面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促进国民素质与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肩负着更加重要的意义和使命。
全国文明城市要成为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载体。全国文明城市，包括提名城市，在构建健康向上的人文社会环境以及“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社会治理格局方面作出了示范，起到了引领和表率作用。但是，文明城市还需要成为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排头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梦”因为其鲜明的民生幸福导向，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认同和共同追求。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如何让人民真正感受？如何让人民真正获得？当今中国千百万人民群众参与的文明城市创建，为落实人民幸福“中国梦”提供有效载体，而且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三者相统一创设了实现平台。文明城市创建，不仅为“中国梦”打造了具有现代文明气息的城市形态，而且点亮了城市的人文内涵，发掘了城市的文化传承，培育出风格独特的城市精神，让城市更富魅力、更有温度，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丰润道德滋养。
▲成都
2021年版《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将原2015年版的“思想道德建设”板块，改为“建设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因为“十四五”时期中国的发展已由“全面小康”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需要建设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载体。
同时，关于“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提法，出自《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中提到的“一个高举”、“两个巩固”、“三个建设”，是“三个建设”中之一。建设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特征和重要内容，要着眼于保证物质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润物无声、久久为功，着力培养新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核心是建设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2021年版测评体系在该“测评项目”下，设置了5个二级指标，25个测评项目的三级指标。也可以说，通过25个测评项目、55条测评标准，来支撑“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精神文明。”也正因为如此，文明城市创建成为建设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精神文明的载体，所以对宣传部、文明办自身的测评比重大大提高，达到了40%左右。
文明城市是
城市形态文明、功能文明、素质文明的有机统一
红星新闻：您在研制《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过程中的主要考量是什么？在近20年的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每届使用的测评体系都进行了修订。您关注到哪些修订的亮点？对地方城市的发展有何影响？
鲍宗豪：某种意义上来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是在文明社区的基础上研制的。2000年初的时候，我们在上海浦东新区和卢湾区做上海文明社区指标，穿街走巷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和研究，了解了民情民意、掌握了数以万计的数据资料。
▲成都成华公园里的天府四川金融博物馆和华星路桥 （王效 摄）
2002年，中央文明办找到上海市文明办，建议上海在文明社区测评体系的基础上研制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所以我们华夏院课题组在中央文明办和上海市文明办的支持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研究。我作为学者，主要从文明城市应该怎样更好地可持续发展这个角度来研制推进。当时整个测评体系的研制整整历时两年零八个月，因为国外的评价指标落不了地、也不能参照推广，必须研制一套有理念、有高度，能跟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一致又能落地的体系。
研制过程中，我们经历了资料分析与调查研究、征求意见与专题研讨、中试与修改、论证与报批4个阶段，先后深入9个城市进行调研，召开5次专题研讨会，广泛听取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意见建议，在此基础上形成征求意见稿；又先后召开4次座谈会，征求国家有关部委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明办的意见，修改形成中试稿，并选择13个不同类型的城市进行测试。为了确保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引领是一把尺来衡量的，又考虑到当时不同区域、不同层级的城市在硬件设施上的发展差异，设置了“调节指标”，将东部、中部、西部城市放在阶梯性标准来衡量。这个方法直到现在还保留着。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作为文明城市创建实践水平的绩效评价系统，它具有内在的逻辑结构和功能，是一个可持续评价城市文明的有机系统，所以，它是开放的，它可以随着文明城市创建实践的需要与水平的提高而修正、完善，引导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活动不断跃上新的台阶，因此先后形成了2005版、2008版、2011版、2014版、2017版、2021版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从2005版到2017版测评体系，基本的结构模型没有大的变化，只是根据时代的需求作修正完善。2021版的测评体系，仍然保留了“精神文明”+“七大环境”+“长效常态创建”的框架结构。
从内容来说，《测评体系》就是要通过测评项目、测评内容以及测评指标来反映一个城市的形态文明、功能文明和素质文明。因为“城市”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对文明城市本质特点及其功能的把握，又要求我们以系统的方法研究与揭示“城市”系统的特质和功能。
城市的形态文明是文明城市的形象，功能文明和素质文明则是文明城市的内在本质特征，它们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从不同的侧面展示文明城市的魅力、风格和精神。文明城市作为城市的形态文明、功能文明、素质文明的有机统一，三者有机统一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座城市的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的水平。
▲成都城市建设中，鳞次栉比的都市建筑和道路交通 王效 摄
从制度化的构建来说，《测评体系》打通了上至国家部委、下至基层村（社区）的政策通道。从2005版《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开始，已将中央文明委等40个部委办的指标纳入《测评体系》，这就保证了国家各部委办的指标要求，通过各城市相关的委办局主体，使创建文明城市的方方面面的要求得以在城市、城区以及基层落实。《测评体系》是一种以“测评指标”为桥梁，整合国家与地方资源同创共建文明城市、共同推进可持续城市化的一种制度设计。
2005年以来全国各地的城市、城区积极参与文明城市创建、促进文明和谐的可持续城市化实践证明，《测评体系》是实践城市可持续发展、促进城市市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制度设计、制度安排、制度构建。它不仅对一个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设置了测评项目、测评内容，而且将一个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水平、质量等量化为测评标准；不仅明确城市形态文明、功能文明、素质文明的评价对象，而且每一条测评指标都有城市、城区相关的政府部门作为责任主体。
红星新闻：2021年的新测评体系中有哪些新的改变？
鲍宗豪：《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2021年版分为网上申报和实地考察。网上申报在140条测评标准中有123条，占87.8%；实地考察36条，占25.7%。网上申报的说明报告有106个，相关部门的评价有46条，图片资料比2018版少了很多，上报文件也不多了。
与上一版本（第六届）文明城市创建的网上申报相比，这一届的网上申报突出了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城市的精细化智能化管理、城市公共安全体系建设这四项内容。同时增加了负面清单的权重，整个测评体系有40条负面清单，如发生影响恶劣的网络犯罪等，测评前1年发生的，当年测评成绩罚2分。
实地考察36条，原点位类型37种，2021版的点位类型有43种，新增的点位包括景点入口处和售票窗口前、商场超市收银台前、城市商贸综合体和综合写字楼及周边、城乡接合部等。新增测评内容也包括无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现象，医院、公共文化设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在显著位置设置普及卫生健康知识、传染病防控和应急救护知识宣传栏等。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是对城市文明以及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创建绩效的全面系统的测评。
近20年来的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测评体系》通过对“公共空间”、“公共需求”、“公共道德”、“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的关怀和评价，固化“城市文明”的价值共识，以不断提升城市文明程度与市民文明素质。新版《测评体系》仍然是基于这几项价值追求和评价共识，但有新的补充和调整。
例如，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深入发展，在全球范围内，传统的社会管理正由新型的城市公共管理、社会治理所代替。公共管理强调社会的公共事务，通过倡导“公共”精神，寻求“公共领导”，以更好地实现对城市公共事业的公共管理。因此，对公共管理的关怀和评价，体现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互动的对社会的“善治”，体现了具有“公共精神”的“公共领导”对城市公共事务的“善治”，也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现代治理格局。所以，测评体系设置了“Ⅲ-19 发展志愿服务事业”、“Ⅲ-20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等测评，引导市民参与城市治理；通过“Ⅲ-28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Ⅲ-58 做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理”等，测评一个城市的公共管理水平。
成都“出亮点”要抓住城市特质
重塑三种“精神”、培育三种“意识”
红星新闻：成都是一座拥有超过2000万常住人口的特大城市。您对成都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有哪些建议？全国哪些城市的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
鲍宗豪：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是模范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社会治理能力和城市治理水平高效能提升、群众生活质量和城市发展品质高水平改善、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高标准示范，具有显著的创建带动力、价值引领力、区域辐射力、国际影响力的文明城市范例。
▲成都
从学理上看，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是要适应现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四高”、“四力”的要求比过去全国文明城市的测评更上一个档次。从创建来看，成都要在2021年、2022年的测评中排名必须靠前，才有可能获得参与明年第一届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测评的资格。所以，要依据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结合成都实际，突出争先创优进位要求，注重“抓重点、破难点、出亮点”，形成成都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工作标准，对各区县（市）和市直部门进行测评。
在这方面，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宁波委托我们华夏院已经建构了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工作的标准，并且突出“无感测评”，以避免创建工作中发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击迎检或严重干扰群众正常生产生活问题。“无感测评”主要通过宁波的大数据开放平台等，网上评估各区县（市）和市直部门常态工作数据；“实地考察”主要以暗访方式进行，不到现场查阅台账资料；“问卷调查”以入户调查方式进行。
成都“出亮点”要抓住城市的特质。
一个是“幸福城市”的特质，可以说居民幸福指数既是成都的一张名片，也是近20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的价值诉求和取向。过去有人提出将居民的幸福指数纳入指标体系，但我们觉得用“幸福”作为评价标准来测评全国文明城市，主观性太强。民生的幸福感、幸福指数可以通过大量民生工程来提升。如通过城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能解决公共卫生、老龄化，及社区医院短缺等问题；通过提供多元化、多样化的就业岗位，可以解决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和收入问题，还可以通过实现蔬果生产就地化、本地化、以减少蔬果运输所产生的的大量碳排放；推动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开发，建设紧凑型城市，减少耕地占用，能够实现低碳交通。只要这些做好了，居民的幸福感自然就上去了。
另一个特质，是重塑城市精神。不同城市的城市精神，是当代“中国精神”的缩影，从不同方面反映着“城市梦”、“中国梦”。城市精神是支配市民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心理导向的精神力量，是一座城市的灵魂。重塑城市精神包括道德精神的重塑、志愿服务精神的重塑、人文精神的重塑、政治意识的培育、规则意识的培育、文明意识的培育。
以上六个方面有关三种“精神”，三种“意识”的培育，实质上是将“思想精神”层面的内容，转化为相对统一的规范、有序要求，作为相对统一的测评标准，融入城市的日常工作、市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使“思想精神”的重塑，在千百万人可感知、可参与、可重复、可修正完善的“创建”活动中，逐渐内化为市民的意识与日常行为，内化为政府与市民“文明共建共享”，“文明共治”的制度安排。
以上重塑三种“精神”、培育三种“意识”的过程，也是重塑一个城市的“城市精神”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在创建过程中形成了“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城市精神，上海塑造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成都需要在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过程中，塑造自己的城市精神。
红星新闻首席记者 钟茜妮
编辑 柴畅
